上回我们说到韦睿和曹景宗获得了登陆作战的完胜，在北魏军的跨河浮桥的重要节点都成功筑城驻守，和魏军对峙起来。那么南梁的将军们打算如何对魏军展开最后的攻击呢？我不由得想到《三国演义》里描写赤壁之战时，孔明和周瑜英雄所见略同的分别在手上写下一个字的桥段。没错，韦睿和曹景宗应该也是不约而同的想到了“火攻”。
中国古代的战争，用“火”非常频繁，像“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曹操和孙权的赤壁之战”，“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等等。想来这也是因为当时的城防、船只、防御工事等，多由巨大的木头建筑而成，所以攻城拔寨用火攻，也就成为古代将军们不二的优选方案。韦睿和曹景宗当然也不例外，他们计划首先用火船冲击魏军跨河工事和浮桥，随后用敢死队乘坐高大的楼船直接攻上魏军桥头，其中韦睿负责攻击南桥，曹景宗负责攻击北桥。
而要顺利实施南梁军的火攻计划，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是“风”，只有东风乍起之时，南梁军的火船才可以乘风破浪，快速冲击北魏军的栅栏工事，后续部队才可以迅速通过魏军的箭雨封锁线，来到跨河工事近前；其二是“水”，只有当淮河水暴涨，水位升高之时，南梁军的楼船才可以和魏军的跨河工事等高，才可以方便将士从船头直接攻上桥头，从而减少伤亡。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公元507年春3月，史载淮河水暴涨六七尺，东风大作，南梁军用载满干草并涂抹油膏等引火之物的火船开道，后面则紧跟高大的楼船舰队，一时间万舰俱发，向魏军的河桥展开了巨大的攻势。
《资治通鉴》对当时的情景做了精彩描写：“……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
在烈火的焚烧下，在南梁敢死之士的攻击下，在湍急的淮河水的冲击下，魏军的拦河工事以及跨河浮桥终于崩塌了，连同大批魏军守桥部队，被波涛汹涌的淮河水所吞没，一瞬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在上一章曾经说过，魏军建设的拦河工事和浮桥，用围棋的术语来说，就是双方“打断”和“连接”的“棋筋”所在，史载南梁军一见火攻奏效，顿时士气大振，呼喊声震天动地，士兵们人人奋勇争先，以一当百，锐不可当；相反，随着浮桥工事的崩塌，魏军的士气也彻底崩溃了，魏军守桥部队的败亡瞬间演变成全军的大溃败，俗话说“兵败如山倒”，北魏帝国中山王元英此时的感受，估计和我们草根老百姓倾全家之财力在去年买了假药停“乐视网”的股票然后今年看着它“崩盘”的感受差不多。
史载北魏军的各个营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崩溃，驻守在淮河北岸的杨大眼见势不妙，率残部烧营而去，而淮河南岸的魏军将士可没那么幸运了，跳水淹死的，被南梁军斩杀的，跪地投降的，数以万计，沿淮河南岸一百多里，尸体相互枕藉，惨不忍睹，魏军统帅元英只身逃跑，一直逃到梁城，才摆脱南梁追兵，仅得一命而已。钟离之战以南梁军的完胜而告终。
回望钟离之战的结局，貌似逻辑是那样的简单，中山王不顾众人劝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就像我在前几章分析的那样，上述结论只是不负责任的“事后诸葛亮”的说辞。尽管从战役的结局来看元英的确是“步子迈的太大，从而扯到了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把步子迈的大一点，北魏帝国想在战争中有所突破却也是万万不能的。其实所有的战争都是一场场的豪赌，要是我们能设身处地的站在元英的角度，更加客观的去看待他的决策，我们才能对战争中“偶然”和“必然”的辩证逻辑关系有一点了解吧。
话又说回来，中山王元英在钟离之战中丧师辱国，一定会为他的失败负起责任，史载北魏帝国检察机关上书皇帝弹劾道：“中山王元英谋算失策，齐王萧宝寅等人守桥不固，应该处死！”但皇帝元恪并不傻，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怎能随便自毁长城？最终元恪诏令免除元英、萧宝寅死罪，消除一切官职爵位为民，而杨大眼则被流放营州充军。随后，朝廷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代替元英镇守寿阳，护卫帝国南疆。
我们再把眼光拉长一点，自从公元503年北魏帝国宣武帝元恪巩固了自己的皇权并开始对南梁帝国实施入侵，一直到公元507年中山王元英兵败钟离城这4年间，南北两大帝国战火连绵，北魏帝国不断蚕食南梁帝国领土，先后攻占义阳、汉中、川北等大片土地，元恪还真是配得上他谥号的这个“武”字。
但是，随着本次钟离之战的惨败，北魏帝国丧失了数十万精锐（杀伤及俘虏数十万是南梁的说法，实际情况应该没有那么多，但确实是北魏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从此以后，北魏再也没能组织如此规模的南下作战了。更有甚者，钟离之战对北魏帝国朝野上下的自信心打击巨大，而对于像北魏帝国这种军事帝国，“信心”其实比现实的胜负更加重要，就像罗斯福在二战前美国经济危机时说的“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历史上的各种帝国或军事政权，其实和我们现代金融世界有很多类似之处，我会找机会跟大家细聊）。钟离之战虽然结束了，但是他的影响却远未平复，北魏帝国的南疆因此躁动起来。那么，这个躁动的边疆又将为我们呈现哪些故事呢？我们下一章再说吧。
P.S.钟离解围之后，曹景宗和韦睿见到苦苦守城等待援军的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激动的连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叫道：“重生了，重生了！”
之后，昌义之为表达对曹景宗和韦睿的全力赴援的感激之情，特意设下二十万钱的大赌局，请二人赴会。史载他们玩的是一种叫“樗蒲”的赌博游戏（应该和我们掷骰子差不多，按几个骰子投出的不同组合比大小）。曹景宗掷出一个“雉”，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点儿；韦睿更牛，居然掷出一个“庐”（“庐”比“雉”大），没想到韦睿故意把其中一子碰的翻转了一下，盘面随即变成了小于“雉”的“塞”，韦睿一边输着钱，一边还念念有词道：“怪事呀！”韦睿的高风亮节跃然纸上。另外，史书记载钟离大胜后，曹景宗同其他将帅争相去皇帝那里告捷领赏，只有韦睿独居其后，南朝“韦虎”确实有一代儒将之风范。
不过，我们也不能就一刀切的说韦睿又廉又好，曹景宗又贪又坏。像韦睿其人比较内敛，所以在官场上不会得罪人，也就不用大量钱财“疏通”，同时又家大业大足够生活，“真正的有钱人”当然不爱钱；但曹景宗不同，他本身就是“刺头”，经常惹事，没有“钱财”打点关系，又怎么能平安为官呢？
所以说“存在即合理”，彼之蜜糖，汝之鸩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存活之道。我们大家看历史也大可不用代入太深，被那些史官影响了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