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柏公寓的后面，是一整片传统的上海“老式弄堂”。
同“新式里弄”相比，这种当年在上海最普遍的居住群，有着非常明显的不足之处：除了生活空间非常狭窄，房间朝向和格局比较阴暗之外，最最欠缺的是各家各户独立甚至是共同使用的煤气和卫生设备。
没有管道煤气的住家，不管有几层楼高，人们都可以在每户每间人家的门外走廊边，看到一只只冒着黑烟的煤炭炉子。中国人做饭菜“煎炸爆炒”的烹饪习惯，让不熟悉弄堂的外人，感觉几步一煤炉的走道和住家看起来险象环生——实则不然！由于在那个年代弄堂居民人数众多，邻里互相熟悉而且相互照看，倒是极少听说或见到大宗的火情出现过。
每天清晨最早起身的家人，必须记得先将煤炉的风门打开，添上新的煤球或煤饼，才能新煮上一壶热水或泡上昨晚的剩饭。。。。。。生活在煤卫落后食拉不便、人满为患交通拥挤环境下的上海弄堂人，在早晨是来不及做吃食的。因此，不管是新式里弄还是旧式弄堂的周围，天还未亮便会有小贩或早点供应处开张营业了：油条、大饼、豆浆、饭团、包子、混沌，还有面条等等——各类早点不仅一应俱全，且价格大都以“分”为计价单位。从这点上说，老天爷似乎为样样佶倨的上海弄堂人提供了不少便利，做了些许补偿。
还有一类特殊的服务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了：由于上海的人口众多，老式居住区的人口密集，因此便衍生出了许多特别的服务行业——比如那些从苏北农村过来的“剃头师傅”。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传统或师传的剃头技艺，但缺乏资金开办定点的理发馆，因此便整天背着一套理发工具（放置在的木盒里），沿着一条条街道，穿过一条条里弄，口中喊着“剃头叻。。。。。。”，寻找着自己的客人。
老式弄堂的好处在于，一旦有“剃头”师傅博得了当地几家老人的口碑，那就会在几天里传遍整片区域。以后那位挑担的“剃头”师傅，便用不着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走街串巷地吆喝了。他只要排上一个周期表，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以后重返那些曾经到过的弄堂。在那里，早就有老有少，将小木凳放在自己的家门口，等待着“剃头”师傅的“光临”了。
除了上门的“剃头”师傅，当年还有一些类似的走街窜巷的小手艺人和买卖人等：如修补破碗破锅的，修补木桶家具的，弹棉花的（让被子变得蓬松暖和），收废品旧物的，拿新鲜农产品偷换粮票（见注）的，等等等等。他们也经常光顾小街小巷，特别在拥挤的老式弄堂中间，你来我往，屡见不鲜。虽然如此，这类小手艺人却没有“剃头”师傅那样好的运气，可以按时固定地往来于熟悉的弄堂和街道，服务于相识的顾客及他们的家人——因为归根到底，人之头发是日日增长的物质，不管你是否希望如此，它们就像割不完的韭菜那样，一茬接着一茬，没完没了地生长，让全人类为着一部分最底层的劳力者们，心甘情愿做着永无止境的贡献。。。。。。
由于住家缺乏卫浴，老上海的弄堂人习惯上私家或公家经营的澡堂子去洗澡，但他／她们不会每天都去。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早晚，当人们穿行在老式里弄时，会看到许多穿着困衣困裤，脚上踏着塑料拖鞋，手里提着脸盆和毛巾的男女，就在自家门外靠墙的水龙头旁边，梳洗或擦拭着头脸和身子。老式弄堂里的住户之间都非常熟悉，同时由于室内的光线和空间严重不足，也常常会看到妇女老人坐在自家门口内外，洗衣择菜吃饭喝茶。因而，在过往行人的印象中，那些狭长的老式弄堂的砖石地上，永远都是湿漉污浊的感觉。
便桶更是一件令现代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用具。在没有抽水马桶的老式住宅中，木制马桶和搪瓷痰盂是每家每户所必备的东西。而且，最最让人难以想象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那些几代同堂或同住的生活群里，人们的吃喝拉撒竟只能迁就于一室之内——难怪在那些闷热潮湿的日子，弄堂人宁可敞开自家大门，将一些自认还“尚可见人”的行为，伸展至公共领域。
住在旧式弄堂里的另一件痛苦，是从来没有懒觉可以睡足！莫说每天一早在粪车到达之前，先要将隔日的马桶提到弄堂口等待清空和刷洗，就是弄堂里面几乎24小时进进出出人群的说话声关门声，都会淹没你的耳朵。无论是上日班的还是夜班的，似乎每个人都在埋怨，每个人都在期待：有一天可以睡个安稳踏实的美觉。
就是这样的一种居住和生存环境，百多年来始终不变地吸引和接纳着来自全国各地，一拨又一拨的民众。窄小阴暗的老式房子里，总是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住客。
或许是因为住有所值？或许是因为适者生存？
做过上海“弄堂人”的都晓得，那是一个相对安全，却没有任何的地方。
故事中的另一位姑娘李媛媛，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在快到学龄的前几个月，被远在边疆工作的父母亲送回了上海的爷爷奶奶家。这个决定是她们的父母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系统的适龄教育，同时也为了保住孩子们的上海户口，不得已而作出的亲情牺牲。
媛媛阿爷奶奶的家，正是在长柏公寓后面的那一片老式弄堂里。除了阿爷和奶奶，同住一起的还有小爷叔一家四口人，以及同样在外地工作的阿姨的儿子阿宝。因为孙女们要回沪了，老人不得不催着全家，手忙脚乱地将几个房间做了一番调整：楼下前客堂（厢房）原是共用大厅，后厢房是老人的睡房。现在老人在前厅里放了张床，把后厢房让给阿宝住；姐妹两个以后就住在原来属于阿宝的亭子间；小爷叔一家仍然住楼上。这种安排虽然让每户都有了单独的空间，但显然是少了一个公用之处——麻烦必将接踵而至。
媛媛的父母非常疼爱自己的两个女儿。除了每月交给阿爷几十元作为她俩的生活开销之外，临行前还偷偷给女儿留下了一些积蓄：“这些钞票是留给你们作为急用的，不可以让别人晓得”，爸爸妈妈千叮咛万嘱咐：“这些钞票不能用来乱花的！否则到了紧要关头，你们就没有办法了！”
大女儿媛媛小心翼翼地把信封里的钱包在小手帕里，藏在了衣箱的底下，并按照嘱咐连自己的妹妹都没有告诉。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未满六足岁的孩子，箱子底下压着200元的“急救钱”，虽说可以列上同龄孩子的“大款”榜单了，但如何判断“紧要”关头。。。。。。这些钞票究竟是安慰还是负重。。。。。。每个人只能去亲身经历和体会。
来自边疆、长得瘦瘦高高、晒得黝黑透红的脸上瞪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不到两天，姐妹俩在弄堂里名气大振。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已跑来见过面，道过喜了：“多少漂亮的一对小姐妹，李阿姨你们真有福气喔”，几乎人见人夸！
姐妹俩在上海的头几个月里，每天睁圆了两对惊喜的大眼睛，看着来到面前的每一个人，口中咬着各式各样的美味点心，换上了阿姨和大阿姐们送来的漂亮衣裤。她们拉着奶奶的手，不停地向各式各样的客人，用不很熟练的上海话打着招呼：阿娘阿爷，爷叔伯伯，阿姨大妈，阿哥阿姐，小弟小妹。。。。。。
从现在起，媛媛姐妹俩将开始老式弄堂的崭新生活。
＊备注：当时城市里的青壮老年不论男女都配给一样的定粮，因此有些以妇女或老幼占主导人口的家庭，会幸运地多出一些粮票。而这些多余的粮票便成了城市人换取农村新鲜鸡蛋和菜蔬等的代用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