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堤内损失堤外补
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重启国门接纳和吸收外部世界的高速发展阶段。在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大形势下,不论大学在读学生是住校还是走读,他们都无可避免地被那样的一种新兴潮流所逐渐影响和感染。
何况故事中所描述的那一代人。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他们曾经的每一扇学校大门,除了应对高考的那两三年,其余的日子从来都是“开放”着的;他们已经学到的和即将学到的知识,似乎已不可能仅限于学校教授的范围之内。
当然,学生群中永远都不乏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教师眼中的“好学生”,他们不则不扣地以最大的热诚,投入最大的时间量,学习、领会和完成学校的教与授;另一类不言而喻是那些时间永远不够分配的学生,其结果无非是把不打算给学生喂奶裹尿片的大学老师的时间安排挤掉了一些。他们按着自己的愿望在自己的大学生活中注入了一些其他内容:例如男生热衷于球类活动;而女生的兴趣分布则更加广泛:除了品尝美食,淘换时装,相互烫发等一望而知的爱好之外,连同男生在一起的活动诸如看电影、跳舞、溜冰、旅游,甚至简简单单在校内无人之时或无人之地拉手散步,以及其他青春互动节目,也在学校老师们的眼皮底下层出不穷,暗涛不止。
说句实话,大学老师在不明着反对校规的原则上,基本上对年青人的所作所为给以了最大的理解和容忍——视而不见就是最好的处置。
在那个年代,上海城市户口的成年人,每月按年龄领取专购粮食(包括熟食之用)的“粮票”,而每个大学生的规定口粮在每月30斤左右。作为一个女学生,这个额度无疑是多出了近一半。对于零花钱永远佶倨的所有姑娘来说,多余部分的自主粮票就成了变相的钞票。当然,她们之所以懂得更加有效地改进自己的在校生活,还要归功于那些长期在学校周围设摊,以农产品淘换粮票的近郊乡亲们。由于多年在附近设摊,那些农民甚至于比新生更熟悉她们口粮的实际消耗。当然,即使不够,学生们的身后免不了会得到家里长辈的援助。
虽然没有仔细想想为何那些“种粮”的还需要来校“淘换”粮票,但聪明的女生们一旦发现了这样“以票易物”的绝好渠道之后,便各尽所能地将父母每月发放的饭钱省了下来,以作游玩和赶时尚等活动经费。为了有效地将淘换来的新鲜鸡蛋、田鸡、螃蟹、蔬菜等变成佳肴美食,一位室友甚至把家中的一只功率在千瓦左右的小电炉带来学校,作为本寝室的辅助烹饪设备(也许开学那天学校宣读规章制度时她刚好走了点神)。
一天晚饭时,寝室里几个女生开开心心地把头凑在一起,每人手中各持一双竹筷,将淘换来的鸡蛋用同样以粮票换取的猪油边炒边抢吃完,然后各自忙着晚自修的安排。当时陈晓晴正同另一位女生在盥洗室洗碗时,忽听得外面有人在说:“哪个寝室的炒鸡蛋味这么香啊?等一下万一抽查宿舍的老师来了,准保会被抓住的!”
听闻,陈晓晴大吃一惊,连忙问周围的同学:“晚上会有老师来查岗吗?”
“会啊,常常来的。今天听说已经在查楼下了,马上就会上来。”消息灵通的好心人提醒着她们俩。
两人相视了才不过一秒种而已,便忙不迭地跑回寝室。一个伸着脑袋从半掩着的门口关注着外面的动静,另一个飞快地打开所有的窗户,并挥舞着作业本子,尽量排扇出房间里的猪油炒香味。。。。。。
“快点快点,她们上来了!”望风的女生小声地回头催促室友,她正密切关注着那几位教师摸样的女人走上这层楼,一面紧张地补充着她的发现:“好像她们没有细查所有房间,朝着这边越走越近了——也许鸡蛋香味传到那边了?”
其实,当时房间内的厨味已经减少了许多,但晓晴低头一看——那只电炉还在寝室的地面上冷却着呢!随着愈来愈近的说话声,她实在来不及思考太多,立刻掀开自己的被褥,弯下腰迅速把余热尚存的电炉往床上一扔,盖上被头后示意同伙半开房门,然后两人装作若无其事地坐下看起书来。
检查人员果真来到了她们的寝室。两位老师不急不慢推开房门跨入了一步,虽然面无太多的表情但眼睛显然极其忙碌。她们只站了不到一分钟而已,而陈晓晴她们虽然脸带微笑却坐如针毡,心里一直不停地嘀咕着:“我们算是同老师们打过招呼了吗?还应该说些什么?她们会问电炉藏哪儿吗?”
老师们最后把眼睛落到她俩的脸上,停留了几秒中后,一语不发地离开了。
两个女生对望了一眼,屁股仍然沾在原处,但眼睛和耳朵却跟随着检查人员的动静,鼻子关注着床上传出的微微的焦糊味道。直到确定了她们下楼离去,晓晴才一跃而起速速地关上房门,一把掀开自己的被子——还好!它只是被电炉的余热烫出了一片焦黄,还没有达到灼烧的程度。为了不给家里造成多余的担忧,陈晓晴决定暂时把被子反个面,每天闻着那股焦香,先盖上一段时间再说。
在学校住读的陈晓晴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回家,因为她心系家里。
除了那些陪伴她多年的宠物之外,家中的变化也令她兴趣徒增。由于国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她的父亲作为掌握多门外语的高级工程师再次得到科技界的重用,并且由于技术合作和交流的需要,陈先生还常常出访多个国家。因此每当晓晴的父亲回国,特别是每逢周末之时,家中总是宾客满堂。晓晴同那些常来常往的亲朋好友一样,都愿意坐在父亲的身边,聆听着他耐心地陈述自己访外的经历,以及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奇闻趣事。
除了第一次从父亲嘴里听到美国人登上月球的传奇,可能同我们农民所放的收成“卫星”一样有待考证之类的重大消息之外,陈父所描述的每一件细小的琐事,也都能让晓晴在当时听得津津有味,过后回味无穷甚至浮想联翩。
一次陈父亲提到他的访日之行:“你们不晓得,我们这些代表国家同对方商洽的人,在准备与外国企业的总管们会见之前,都千篇一律地要准备一件本国制造的特色产品作为交换礼物。”
“是吗?为什么要送礼?”大家确实饶有兴趣地发问。
“这是一种习俗,特别是去日本。原来就听说日本人对此也非常讲究的。”陈父有问必答。
“那么你们都带些什么礼物?”大家的好奇心渐增。
“虽然礼物是以个人的名义单独准备的,但一切都是国家行为。按照团里的规定和建议,我当时所带的是一支放在透明塑料盒中的‘英雄牌’金笔,笔头为18k金的;其他人有的准备了专供(见注)的景泰蓝花瓶,有的带手工丝绣围巾或精美玉雕等等。反正各不相同,但都必须是中国制造的最有代表性的产品。”
“噢——都是很贵的,都是我们‘友谊商店’里才能买到的好东西啊!”
“后来呢?日本人喜欢这些礼物吗?”
“他们送给你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大家七嘴八舌,问题一大堆。
陈先生倒是不厌其烦:“蛮好笑的,”才开口,他自己先“呵呵”两声:
“在双方高管见面交换礼物之后,几乎每一位中国代表都为自己所准备的‘寒碜’礼物感到害臊。因为在当时,日本代表所赠送的所有礼物,都被极其‘用心’地盛装在一个个以绸带束扎的无比精美的小盒之内。而我们所送的大多数礼品都放置于粗制的硬质盒或塑料纸盒之中。”陈父习惯地仰起脸,止不住又笑了起来:
“晚上,当我们所有人回到宾馆,带着半分歉疚半分期待在团长面前打开所得礼物之时,竟发现在精美装潢的礼品盒内,无一例外地都是一小快更为精致的手工蛋糕,以及一张写着蛋糕店名的精巧卡片!”
“啊。。。。。。”大家都仿佛设身其所,除了品尝那块蛋糕之外。
“作为出国人员,我们每一个人在外所接受的任何礼物,在回国后必须如数上交,这是铁的纪律!”陈父解释道:“那晚,在团长的默许之下,我们大家却有幸品尝了那块蛋糕。我带回了礼盒与名片,让你们看看——人家是如何精心点缀自己的产品和礼物的!”
陈先生边说,便示意女儿将那个已被她收藏下来的小盒子示与众人。大家相互传递观摹研究着,每张脸上都显现出那个惊讶继而会意的笑容。。。。。。多年之后,当人们在中秋等佳节之际,收到亲朋好友传递和互赠的精致月饼以及精美包装之时,脸上早已失去了那种惊喜和期待,甚至都不会再为包装的浪费而感慨了。
总之,从父亲口中听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故事,让陈晓晴的内心充满了探求和期待。她开始不再满足于父亲的亲历,而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渠道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去探知未涉的领域。因此,当她听闻父亲因为公务繁忙而无暇顾及原来“报刊文摘”杂志的翻译工作时,便自告奋勇:“爸爸,我可以帮忙翻译一部分报纸文章吗?你帮我把把关就可以呀。”
“嗯,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陈父对女儿的建议非常赞赏:“这样做既可锻炼你的外语以及中文写作能力,同时也能让你获得更多更广的书本之外的知识与常识——爸爸愿意帮助你!”
陈晓晴的提议得到了父亲的全力支持,因此从那个时候起,陈父特别挑选一些适合女儿阅读和翻译的外国刊物上的文摘,不仅先让孩子尝试和锻炼翻译,又体贴地将自己应得的稿酬全额交与女儿,作为学校生活补贴之用(虽然几乎每篇译文陈父都需认真地再次校译一遍)。
注: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专供”或“特供”产品,基本上专门提供给两类及两种人物:在北京是部队等高官和领导;另一类是各大城市的“友谊商店”等,凭票专供给外国游客。